王尔德生态司法法律依据仍显不足华幌伞枫

王尔德：生态司法法律依据仍显不足

7月24日消息：随着生态环境审判庭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设立，这个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成立了林业审判庭的省份正在打造生态司法“升级版”。

“司法专业化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4年年会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成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福建高院将积极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环境资源类案件集中管辖、指定管辖制度，并进一步规范机构名称，理顺受案范围，统一司法尺度，形成工作合力。

“在审理模式上，生态环境审判庭对涉生态环境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归口审理，实行‘三合一’审理模式。”王成全认为，“可以预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这种生态环境案件‘三合一’审理模式实践到一定程度，还将可能从成立专门的审判庭发展到成立专门的法院。”

“三合一”审理模式

《21世纪》：今年4月福建高院成立了生态环境审判庭，能否介绍一下福建省生态环境审判组织建设的整体情况？

王成全：生态环境审判是司法工作的特殊领域，必须用更专业的机构、更专业的人审理更专业的案子。为此，福建进行了三十余年的实践探索。早在1982年，福建就率先成立了覆盖三级法院的林业审判庭，惩治破坏森林资源刑事犯罪，调节林业生产经营，为保护青山绿水发挥了积极作用。

进入新世纪后，为适应生态环境保护新形势，福建全省法院开始探索从林业审判向生态环境审判的转型，从2009年宁德市柘荣县法院以林业审判庭为基础率先成立生态环境审判庭至今年4月福建高院成立生态环境审判庭，目前福建已成立生态环境专门审判庭51个、专门合议庭15个，生态审判人员285人。

福建探索实行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三合一”审理模式。涉及破坏森林植被、污染环境、非法采矿等破坏生态环境的31类刑事案件；涉及大气、水、噪声、放射性、土壤等环境污染责任和海域使用权、采矿权等17类民事纠纷案件；涉及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涉及林业、环保等行政案件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归口审理。

五年多来福建共审结涉生态案件1.39万余件，依法追究了紫金山金铜矿重大环境污染、长汀金闽矿产非法占用农用地开采稀土等重大破坏环境事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生态环境审判专业化的先发优势显现。

《21世纪》：据悉，福建的法院也在不断拓展司法职能，加强事前预防和事后修复，能否介绍一下福建的环境审判是如何坚持修复理念的？

王成全：在依法裁判的同时，我们十分重视发挥事前预防和事后修复的功能。坚持“预防”为先，充分发挥司法的惩治和威慑功能，并通过法治宣传和加强司法建议等工作，遏制和减少损害环境、破坏资源行为发生。坚持“修复”为要，按照“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坚持“重罚更重修复”的优化目标，大力推进修复性司法的应用。

早在2000年，福建就对毁损林业资源的案件试行“补种复绿”工作，法院将被告人“补种复绿”等情况作为量刑情节，依法适用刑罚。

这一做法既实现刑罚的惩罚功能，又使受损环境得到尽快修复，还能让被害人得到有效赔偿，“一判三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积极探索将修复性司法机制从森林延伸到河流、海域、滩涂、矿产资源等领域。

生态司法法律依据仍显不足

《21世纪》：目前生态司法的推进还面临哪些问题？

王成全：近年来，福建以及其他地区的环境司法虽然在治理环境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发挥作用仍有限，主要面临三个问题。

首先，生态司法的法律依据仍显不足。

司法活动是适用法律的过程，必须遵循法律规定，但当前这些规则体系还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司法作用的发挥。如，虽然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明确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但当前立法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管辖设置、举证责任、裁判形式、执行保障等关键问题尚无明确规定，法院对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仍持谨慎态度，客观上造成了立案难；虽然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完善了环境犯罪的刑罚制度，但是在双罚制以及责任人处罚等制度上仍不完善，不足以遏制恶性环境事件的发生；对重大环境污染案件本应加大惩处力度，但终因法律依据不足，最终判处罚金或判决赔偿的数额与致害者获利相比、与修复环境的费用相比相去甚远，达不到良好的效果。

“锤子高高举起，但又轻轻放下”，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受限于裁判依据不明确、不具体，最终表现为司法裁判“软”，这是困扰法院最直接的难题。

第二，生态司法的内在困难还未有效解决。

环境污染具有原因的复杂性、时间的长期性、致害的潜伏性、损害的广泛性等特点，案件涉及的事实往往需要经过专业鉴定和评估才能作出认定。如，PM2.5和呼吸疾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多地出现的“癌症村”是否因周边企业排污、采矿所致？如果存在因果关系，污染制造企业需承担何种责任、多大的责任？由于我国环境损害鉴定在技术规范和管理机制上尚不成熟，有时鉴定结论不具有科学性或者权威性，不同的评估鉴定机构结果差异较大，当事人不认可，法院难认定，案件久拖不决、诉讼成本高昂，导致“起诉难”、“胜诉难”、“执行难”等问题突出。同时，生态司法对法官的司法技术是一大考验。环境案件中如法律因果关系认定、责任主体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分配等问题，需要一种新的论证思路；环境问题往往牵涉到公共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博弈，对法官的利益衡平能力有着更高要求，法官如不能从资源和生态价值全面认识环境，不能从全局统筹思考，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法律精神，则难以发挥生态司法在治理环境中的真正价值和功能。

第三，生态司法的外部环境还不够理想。

民众环保意识正在觉醒，但基于传统“恶讼”观念，且环境案件举证难度大，司法手段相对单一，对环境诉讼呈现出无信心、无兴趣、无动力的心态，“不愿诉”、“不懂诉”、“无法诉”成为我国环境侵权案件的常态化现象。

据中国环境统计年报，2005年至2012年，我国环境信访量年均77万件，但进入司法程序的不足1%，绝大多数环境纠纷通过行政渠道处理，出现环境纠纷高位运行、环境诉讼低位徘徊的现象，司法对生态的保护还不够全面深入。

《21世纪》：你认为生态司法如何能在生态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王成全：首先，必须牢固树立保护优先的理念，严格依法办案，维护生态正义。当前，在环境司法裁判中应坚持公共利益为重，处理好三大审判的关系。由于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调整法律关系不同，相关法律规定既有衔接又有明显差异，时有造成生态环境案件不同的审判领域裁判结果不协调的现象，特别是容易忽视对公共利益损害的评价和补偿。必须坚持从公共利益出发，了解立法背景，把握法律精神，加强相互衔接，协调一致处理好各类案件。

此外，在环境司法裁判中，应坚持修复培元为要，处理好处罚与预防的关系。积极探索，推行经济型赔偿、劳务性代偿，探索建立环境保护禁止令制度，努力形成刑事制裁、民事赔偿、生态补偿的环境修复责任方式的有机衔接，充分运用司法手段修复受损生态资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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